云南地处我国与南亚、东南亚地区的交汇处,被誉为“亚洲十字路口”,具有从陆上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连接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的重要区位优势。区域内受东亚季风和印度季风共同影响,叠加复杂的地形地貌,形成了多元的生态条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多样的生态背景使之成为史前人群迁徙、交流和文化传播的核心区域之一。进入晚更新世末期,全球气候剧烈波动,极端气候事件频发,云南地区独特的地理区位和生态资源使其愈发成为探讨史前人类行为适应、人口迁徙和文化传播的关键区域。区域内该时段的旧石器文化遗存是否能够体现这一时期复杂的人群迁徙、交流及其过程中对多元的生态形成的适应?我们亟需通过对具有明确地层年代背景的考古遗存展开系统性的多维研究,重塑这一区域的人群适应历史。

滇西佛洞地遗址为解答以上科学问题,探讨特定自然生境下史前人类的文化适应提供了重要参考。该遗址位于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距昆明约580 km。2016-2017年,临沧市文物管理所在进行公路考古调勘时发现该遗址。2017年11月至2018年2月、2018年7月至10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峰研究员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李小强研究员团队共同开展了两次发掘工作,具体发掘情况参见已发表的考古发掘简报。2020年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沧市文物管理所、中国科学院大学、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等多家单位,来自不同领域的科研人员开始对遗址进行综合性多学科研究。近日,对该遗址的石制品进行的系统研究以“Technological diversity in the tropical-subtropical zone of Southwest China during the terminal Pleistocene: excavations at Fodongdi Cave”为题在国际考古学期刊《考古学与人类学科学》(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在线发表。

结合野外地层观察和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年结果,佛洞地遗址主要史前文化层的年代为距今1.84至1.39万年,可划分为三期(从早到晚标记为A、B、C期)。三期石器工业均体现出对遗址周边玄武岩、石灰岩和石英等十余种不同岩性石料的多元开发。同时,原料开发利用呈现了时序性的变化,例如玄武岩从A期到C期数量和比例激增,而脉石英数量和比例则逐渐减少。在剥片技术和工具加工上,尽管多种技术因素和不同类型工具混合出现,但可基于原料性质差异归纳为三条生产序列(图1):其一,脉石英质小型卵石,通过使用砸击技术直接产生细小毛坯,最终加工成细小石器或直接使用(图2-A);其二,石英砂岩、砂岩、玄武岩等大型砾石,通过劈裂砾石技术、锐棱砸击技术或直接锤击技术产生劈裂砾石、锐棱砸击石片、锤击石片等,这些产品被加工成苏门答腊器等具有和平文化风格的砾石石器(图3)以及各类石片石器等(图2-B);其三,石灰岩、石英砂岩等岩块或断块,通过直接锤击技术产生锤击石片,被用作石片石器的毛坯(图2-B)。整体而言,佛洞地遗址的石制品组合展现出原料种类丰富、打制技术多元、工具类型多样的特点。

尽管上述原料类型、打制技术和工具元素在各期均有出现,但存在明显的时序性变化(图4):脉石英质细小石器在遗址A、B两期比例相对稍高,而在C期跌至最低;与之相反的是石制品总量以及石核-石片产品的逐步增加。石制品组合的时序性变化似乎与气候环境波动存在相应的耦合关系,指示史前人群对生态变化的适应。区域内古环境指标显示,佛洞地遗址A、B两期所处时段可能受到LGM及H1等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而相对干冷,相应地,代表动物资源利用倾向的细小石器比例相对较高;C期则大致处于B-A暖期,气候相对更为暖湿,细小石器比例和数量下降,代表其它生业活动的石制品数量增加、种类增多。

与石制品组合具有潜在耦合关系的还有遗址所处的纬度及海拔。中国西南及邻近地区的石制品分布显示,和平文化石器工业一般分布在北纬25°以南、海拔1000米以下的地区;细小石器则往往分布在北纬25°以北、海拔1000米甚至2000米以上的地区;石核-石片技术组合和砾石工具组合则相对广布。而佛洞地石制品组合包含了以上所有的技术因素和特色工具,呈现出独特的文化面貌,这可能与其恰好处在纬度和海拔的中间过渡区域有关。这一认识对于理解我国西南及南方地区石器技术多样性及其动因具有重要价值。

本研究以技术类型学为基础,结合了使用实验和低倍显微分析,立体地复原了佛洞地遗址石制品组合的技术多样性和历时性变化。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与气候环境背景相结合,尝试重构了石制品所反映的人群行为适应模式及其生态意义,推进解答更新世末期西南地区有关人类行为演化与适应的系列性科学问题。作为对中国西南地区史前石器技术与行为适应的阶段性认识,我们期待后续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能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这一认识。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浣发祥为本文第一作者,杨石霞副研究员和李小强研究员为本文通讯作者。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青促会、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化石发掘专项经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补助资金、临沧市文物管理所发掘补助资金的资助。

原文链接:

相关研究与发掘报告:

https://doi.org/10.1007/s12520-023-01928-9.

https://www.anthropol.ac.cn/article/2023/1000-3193/1000-3193-42-01-122.shtml

图1 佛洞地遗址石制品组合生产序列模式图

图2 佛洞地遗址出土细小石器及石片石器(A.砸击产品为毛坯的细小石器;B-1,2.锤击石片为毛坯的石片工具;B-3,4.锐棱砸击石片为毛坯的石片工具)

图3 佛洞地遗址出土砾石石器(1.修柄工具;2.边刃砍砸器;3,4.苏门答腊器)

图4 佛洞地遗址各期石制品与气候环境变化的对应关系